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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者在多省區調研了解到，當前我國重視對大型企業排污現狀的監控和管理，通過在線監測設備等技術手段已可較好掌握。但點多面廣的中小企業排污情況往往被忽視，偷排偷放現象普遍，成為各地污染的重要“元兇”。
2014年3月《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》實施后，北京市環保局執法數據顯示，因環境違法受罰的企業中，98.5％屬中小企業。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總隊長仲崇磊說，北京市污染源結構中，大企業不多，排污多是與2000萬市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行業。小企業安裝環保設施并不復雜，就是不裝、不開、不清洗，節約成本求生存；生產地點流動性強，落實減排基本“靠人盯”。
南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、國家環境保護城市空氣顆粒物污染防治重點實驗室主任馮銀廠說，目前各地環保部門并未能掌握所有污染源。一些大的煤電廠、化工廠在環保部門有記錄，“多、散、污”的中小污染源則長期游離在監管之外，而后者恰恰是環保的關鍵所在。
廣西2013環境統計數據顯示，污染物排放比重從大到小分別為生活領域、農業領域和工業領域，其中工業企業以中小企業居多。一名環保監察人員說，小企業生產工藝落后，往往在路途遙遠的窮鄉僻壤中設廠，監管執法成本高。
中小企業污染偷排偷放的現象在西部地區尤為明顯。中國政法大學環境法學教授王燦發說，2012年震驚全國的龍江河鎘污染事件，其肇事元兇之一，正是一家“作坊式”工廠；2013年粵桂交界地帶發生的賀江污染事件，也是一家藏身于窮鄉僻壤的小作坊造成。
多重原因致小企業排污難管
專家指出，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，我國多次開展打擊中小企業偷排偷放行動，但打擊行動未形成長效機制。隨著經濟發展，中小企業的數量大幅增長，而基層面臨多重掣肘，致使對中小企業非法排污現狀的管理面臨重重困難。
首先，職能部門對中小污染源底數不清，約束力不足。王燦發說，當前我國對中小污染源底數不清，環保、稅務、工商和電力等各部門未能形成聯動機制，難以準確掌握中小企業排污情況。部分污染源非法開工，發生污染事件后，很難在第一時間找到污染源。
“不僅如此，地方排污收費不一，更是加劇中小企業流動，導致中小企業偷排偷放‘打游擊戰’。比如北京、天津先后大幅提高排污收費標準，冀津企業排污費征收標準約為1:7，中小污染源必然遷向排污費‘洼地’。”天津市環保局局長溫武瑞說。
其次，基層環保監察力量嚴重缺乏，中小企業偷排有恃無恐。河北和廣西環保部門負責人介紹，基層環保執法力量嚴重不足，整個廣西在崗環境監察人員僅1000多人，平均每人負責監管達54家企業。在河北省，一個鄉鎮的執法人員只有約5人，但企業或作坊多的可達上百家。有的企業采取白天正常生產、晚上違規排放，與執法人員打“游擊戰”等辦法逃避監管。
此外，環境保護讓位經濟發展的思維在一些地方仍舊根深蒂固。多地基層環保執法人員說，環保人事權在地方，在環保與地方經濟發展沖突時，一些地方黨委、政府往往要求環保部門服從“發展大局”。有的地方環保局對開發區不敢查、對重點保護企業不敢查、領導不點頭不敢查，尤其是市、縣環境執法到位難度相當大。即便對違法企業處罰，也存在“虛”多、“實”少，不能產生強有力的威懾，導致一些小企業的違法行為痼疾難除。
多措并舉編織環保監管網
調研中，京、津、桂等地環保部門認為，目前我國打擊中小企業排污迫在眉睫。宜加大跨區域、跨部門協調力度，加強基層環境監察力量，并通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加強對中小企業排污的監管，編織現代管理體系的監管網。
王燦發認為，工商、稅務、環保、電力等部門宜有整套完善的聯合監管體系，各部門通過統計數據即可核對中小企業生產數據的真實性，從而對中小企業實現“零死角”的監管；在區域協調上，宜形成差別化激勵機制，環保管理水平和污染治理水平越高的企業，享受的排污費優惠等政策支持力度應越大。
加強環境執法的基礎建設。多地環保部門呼吁，壯大基層環保監察力量，建立與之匹配的環境執法隊伍，增加對中小企業的威懾力；加大環境監測設備儀器燃燒器的投入，完善監測隊伍，或推動“第三方”監管模式，深化基層環境管理向數字化、信息化和現代化方向轉變。
此外，建立健全企業信用體系，包括企業法定代表人的信用體系。宜加快企業征信體系的建立，推動各部門信息共享和社會公開，銜接企業退出機制，形成“一處失信、處處受制”的聯動機制，直至強制信用低的企業退出市場，其法定代表人也不得再從事相關行業。
構建“全民環保監察”的氛圍。天津市近日出臺環境違法行為舉報獎勵辦法，公眾通過信訪、電話、微博等提供有效線索，經環保部門調查情況屬實的，視情節可獲2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獎勵。發動群眾力量，是現行管理模式下環保部門精確掌握地區排污形勢、有效打擊“多、散、污”中小污染源的必然選擇之一。
來源： 中國環境網
